電影早已在去年分別在國內、香港、台灣上映過了。也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囊括了五項大獎,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
故事從一位年邁的抗戰老兵鄭家彬的角度憶述。二次大戰時期,日軍佔領香港後,企圖籠絡避難在港棲身的文化知識份子。為了幫助這些文化人(包括著名的茅盾、鄒韜奮、夏衍等)逃回中國內地,以劉黑仔為主要代表的抗日短槍隊成員積極擔負起這些文化人的安全轉移任務,據說當時救出了八百多文化人。
方蘭和愛人李錦榮原是小學教師。憶述事件的鄭家彬是方蘭的舊學生,當時只有十來歲,已經投身抗日作送信的工作。由於日軍佔領了方蘭任教的小學作為憲兵隊總部之後只好賦閒在家。適逢著名作家茅盾與妻子避居香港,租住在她家中,於是閒來不時討教。當短槍隊安排營救茅盾夫婦時,方蘭也為行動出了一分力。任務成功後,劉黑仔邀請方蘭加入抗日隊伍,在港區中隊裡擔任一名情報隊員。方蘭(化名方姑)後來更成為港島中隊的隊長。
而電影所描述的「仁人志士」都不過是普通人,方蘭和她的男朋友是小學教師,還有藥材鋪東主、學生、圍村農民、村婦。但當處在大時代,他們都拼發出生命美好的光輝,甚至捨去性命。
其中代表人物是方蘭的媽媽,她只不過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老村婦,雖然口口聲聲說抗日要靠年輕人,但當自己的女兒要加入的時候她卻企圖揀阻,說抗日的事留給孔武有力之士,她手無縛雞之力,省得連累隊友云云。可是,到最後她自己也加入了成為送信的特務,以至最後被日軍發現事敗而喪命。而她並沒有連累隊友。
從維基看到上映時有這樣的一段評論:「《明月幾時有》用情感去引領觀眾,從細節著手,自然而漸進的將觀眾帶入到故事中。電影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將普通香港市民之間真摯的親情和友情,純潔而又無奈的愛情,都轉換成了炙熱的愛國之情,平凡、心酸卻更顯偉大。作為一部抗戰題材的商業性影片,《明月幾時有》沒有戰火紛飛的場景,沒有高潮迭起的矛盾衝突,但帶給觀眾感動的情緒反而更顯凝重和綿長,這種以靜制動的創作手法,可以說是很『許鞍華』了。作為香港電影的代表,以回憶的形式致敬70年前香港抗戰的歲月,記錄了粵港團結共赴國家榮辱的故事,填補了中國電影史中香港抗戰的空白。」出自《中國電影報》2017-07-06。
起初電影上映時我沒有看。原因正是這段文字的最末所說的「記錄了粵港團結共赴國家榮辱的故事」。對於這是許鞍華的出品,我感到納罕;對於以大陸演員、大陸資本來製作這齣電影,我是感到滿不是味兒的。讓我遲了超過一年才看這齣電影的原因是,某機構以放映這電影作為年終主題聚會,並邀請了《時代論壇》社長「飲者」作分享嘉賓,期望透過此電影,一同思想在香港的大時代中作守望者。
故事可以說是十分純淨,幾乎沒有一個壞人(除了一批沒有戲份的日軍和漢奸),每一個人都是為抗日而抛熱血、擲頭臚。可是故事卻藏着不少暗台詞。(經過嘉賓的提點,讓我的眼睛也開了。)
最明顯的莫過於傘子的出現:首先是當營救的行動接近尾聲,一批文化人需要混進回鄉的人潮通過關口時,他們被通知:「當有人撐起一把傘子走進人群時,他們就可以跟隨着混入人群了」。之後,當方蘭辭別母親,要全身投入抗日事業時,方媽媽追出門外,交給她一枚小小的金戒指,還將一把傘子放到她手中。還有,之前當與方蘭談論抗日游擊隊時,方媽媽也喃喃地說,「未來是要靠一班年輕人了」。
電影以一個當日參與抗日行動的年輕人的角度,經過七十年後,既是憶述當中的經過,也是對當日參與抗日行動的人作出評價。對於當時大家如同一家人的彼此照顧,以及對方老師的懷念,他更談至老淚縱橫。既有傘子的隱喻,今日我們自然會問,今日的年青人,七十年後會怎樣評價今日的事?鄭家彬對當日一同出生入死的師長輩緬懷至老淚縱橫,今日的年青人想起今日的師長輩又會有怎樣的感受?
還有,當日本人與一些少女飲酒作樂時,其中一個大言不慚謂「香港在英國手下是被勞役,而日本人是來釋放(liberate)你們」,當時就被反問:「你們使用槍炮、使用關卡,這也叫做釋放?」也值得我們問:今日,誰是「日本人」?
而最讓人深思的是電影的名字。中文是:明月幾時有,隱含了一個問號、一個未知的將來。它的英文卻是: “Our Time Will Come”,隱含的是一個感嘆號、一個堅實的肯定和相信。又彷彿命名者在自問自答,從無力和無奈出發,以堅定和盼望作結。
談到最後,嘉賓以戴耀廷在法庭自辯的陳詞「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作結時,我的思緒卻飄得很遠。
嘉賓也提到這齣電影引起了兩極的討論。其中一篇題為
〈一個大陸影迷心目中的《明月幾時有》、許鞍華和今日香港〉,文章結尾時說:「似乎更能理解今日之香港,人們到底在堅持甚麼,反抗甚麼?為甚麼我們可以『忍受』的種種,在香港卻是底線不可侵犯。」
由此我想到甚麼是我們堅持的、反抗的,甚麼是我們不可侵犯的底線。由此我想到教會。
這幾個月,國內教會遭逼迫的消息經常透過面書、Whatsapp 等社交平台被廣泛流傳。當中一些敢言的牧者的講道、文章等,讓人聽來、讀來更是感到有如置身大時代,更感到人的渺小。
然而,再渺小的人也須有立足點。面書上流傳一段
王怡牧師的講道,或許也是我們處身安逸時的提醒。不管是哪裏的人,靈魂的價值,信仰的重要,都是一樣的。在一個專制的、金錢和權力統治之下的,沒有耶穌就連尊嚴也沒有。
作為一個小小的女傳道,我當然問自己,當有一日在教會工作是要被抓的,我會怎樣?我堅持得了嗎?當然我也撫心自問,我最怕的是甚麼?甚麼會是壓逼者可以用來要脅我的呢?甚麼是我不能夠放棄的呢?
這一連串的自問,又叫我想起,當中英雙方同意中方收回香港主權的時候,教會所面對的震盪:曾經受,或聽聞文革時期國內教牧所受的凌辱逼迫的,不少都選擇移民他去,但也有不少選擇堅持留守,與眾信徒一起「協力做見證,矢志不離群,守信虔誠行道熱心」。記得當時年紀輕輕的我,心裏也着實為自己是否能夠經歷試煉逼迫而切切地禱告過。
三十多年悄悄過去了,今日的我究竟是怎樣的呢?